儒家“智”的意蕴与价值
“智”作为儒家“五常”之一，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。孔子首先将“智”视为君子必备的品德之一：“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：仁者不忧，知（智）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《中庸》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，将“仁、智、勇”三者并称为“三达德”。“达”即“大”的意思。此后，孟子又提出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四德，后世学者把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称为“四基德”。至汉代董仲舒提出“夫仁、谊（义）、礼、知（智）、信五常之道”（《汉书·董仲舒傳》）。无论是“三达德”“四基德”还是“五常”的说法，“智”都在其中，这表明“智”在中国传统道德谱系中居于不可或缺的地位，它无疑是儒家乃至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内容之一。然而，在“五常”中，“智”的意义与价值最难理解，故本文做一浅显的解释，意在为当今的文化传承助力。
一、儒家“智”之意蕴
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曰“知、智义同”，“古智、知通用”。也就是说在古代，“智”和“知”意义基本相同，常常互相假借。“智”或“知”的基本意思是认识、知道、辨别，聪明、智慧，谋略、见识、知识，等等，核心意思是认识、明白，具体包括认识社会、认识自我、明辨是非、厘清善恶等方面。周德丰和李承福两位学者在《仁义礼智——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》一书中提出，中国古代“智”的概念可以用现今流行的“理性”一词加以解读、诠释。如以理性概念诠释，则中国古代哲人的理性可分为“知识理性”与“道德理性”两个方面。古圣先贤对于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视的，不过有的偏重于知识理性，有的偏重于道德理性，有的则兼而有之。但在笔者看来，中国传统的理性从总体上说是“道德理性”，因而中国传统文化才被称为“道德型文化”。儒家文化尤其是这样！也就是说，在儒家思想中，“智”首先被视为一种道德品质、道德规范，其含义主要是指对道德的认识，即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和道德知识的积累。
孔子常以“不惑”解释“智”，《论语》中有两处记载。《论语·子罕》载，子曰：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”在这里，“不惑”就是不迷惑、不疑惑。那么，“不惑”于什么？对此，我们当然可以各自为解，不必刻板以求。但联系《论语·为政》中所讲的“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”一语，可知孔子所谓的“不惑”主要是由于“知礼”“知命”，即知书达理懂人事，了悟人生的命运，进而懂得做人的道理以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，从而行事能够不迷惑。也如赵馥洁先生在《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》中所言：“‘不惑’指智者明达道义，知己知人，对于是非、善恶、厉害，能分析判断，并处事得宜，不为复杂事物所迷乱。”由此可知，孔子所谓的“智”，主要是道德认知或曰“道德理性”。
在儒家学派中，对“智”做出明确界定的是孟子。孟子认为“智”是人固有的善性之一，它和仁、义、礼共同构成人的善性。孟子曰：“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，“是非之心，智也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。所谓“是非之心”，即对是非的分辨识别意识，“智”就是对是非的辨识、判断。孟子又说：“仁之实，事亲是也;义之实，从兄是也;智之实，知斯二者弗去是也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意思是，智的主要内容是懂得仁义的道理而不违背它。由此看来，孟子所谓的“是非”主要指“仁”与“不仁”、“义”与“不义”，而他所谓的“智”就是对“仁”与“不仁”、“义”与“不义”的分辨、辨别和判断。通过分辨，达到守是去非、坚守仁义的目的。这样，孟子的“智”无疑也属于道德认知或曰“道德理性”，不包含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知。毋宁说，孟子首次明确肯定了“智”的道德价值地位。
荀子继承了孔孟的“智”的思想，也主张“是是非非谓之知（智）”（《荀子·修身》）、“知（智）者明于事，达于数”（《荀子·大略》）。但与孔孟不同的是，荀子所谓的“智”不仅仅是道德之知，还包括知识之知，比如他说：“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，知有所合谓之智。”（《荀子·正名》）意思是，人生而具有的认识事物的能力称为知觉，知觉和所认识的事物相符合称为智慧。正因为“智”并非仅指道德而言，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有智。“有圣人之知者，有士君子之知者，有小人之知者，有役夫之知者。”（《荀子·性恶》）但荀子在阐述圣人、士君子、小人、役夫各自智慧的特点时，显然具有明显的道德评判倾向，他说：“多言则文而类，终日议其所以，言之千举万变，其统类一也，是圣人之知也。少言则径而省，论而法，若佚之以绳，是士君子之知也。其言也谄，其行也悖，其举事多悔，是小人之知也。齐给便敏而无类，杂能旁魄而无用，析速粹孰而不急，不恤是非，不论曲直，以期胜人为意，是役夫之知也。”（《荀子·性恶》）实际上，荀子一直认为圣人、大儒的最重要的特征是“知通统类”，即通晓各类事物的基本法则，掌握各种知识的纲领原则。《荀子·儒效》载：“修修兮其用统类之行也，……如是，则可谓圣人矣”;“奇物怪变，所未尝闻也，所未尝见也，卒然起一方，则举统类而应之，……是大儒者也”;“志安公，行安修，知通统类，如是则可谓大儒矣”。而圣人、大儒能够“知通统类”，是就道德完美者所拥有的人生智慧而言，而不是从知识技能方面所作出的判断。质言之，荀子把“知通统类”视为理想人格的重要条件。
总而言之，儒家的“智”主要指道德知识而非自然知识，其所知之对象主要是“知命”“知道”“知人”“知世”“知礼”“知仁”“知义”等等，其目的在于形成道德判断。
二、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——“智德”形成的两种途径
如上所述，在儒家思想体系中，“智”主要是一个道德范畴，意即“智”主要是指道德认识、道德智慧、道德修养，故而我们称之为道德之智，简称“智德”。而关于道德的认识，在儒家那里主要有两种基本看法。一是认为道德知识是先验的，即与生俱来的，先天就有的。如孟子所谓的人天生就具有“四端”，将之“扩而充之”，就形成了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四种道德品格。所以，道德属于“不学而能”“不虑而知”的“良能”“良知”，它们本来就在人性之中，人们可以通过道德体验、道德直觉来认识和把握人的道德本性。二是认为道德知识是后天的，人们只有经过不断地学习、教育、训练，才会有道德知识，才会判断、明了、区分是非善恶，并正确待人处事，遵守社会规范，增进自己的德性等等。荀子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，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，认为道德认识不是先天固有的。道德规范、道德原则都是圣人总结治世经验之后制定的。人们之所以有道德，是后天学习和接受社会教化的结果。在他看来，人们的理智对道德判断与选择至关重要。简言之，儒家关于道德认识和道德智慧有两种类别，一种是先天的本性禀赋，一种是后天的学习、教育、实践。郭齐勇先生在《中国儒学之精神》一书中认为：“《中庸》整合了关于道德认识、道德智慧、道德修养的两种类别或途径，又结合价值目标，把道德之‘智’精辟概括为‘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’。”在笔者看来，郭齐勇先生的这种概括甚是精当，故本人借鉴这一观点，将道德之“智”的获取途径概括为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两类。
众所周知，对于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二者谁是获取“智”（道德之智）的可靠途径或方法，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争论，这就是著名的“鹅湖之会”。朱熹强调“格物致知”，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，致知就是推致其知，主张多读书，多观察事物，根据经验，加以分析、综合与归纳，然后得出结论。陆九渊兄弟则从“心即理”出发，认为“格物”就是体认本心，主张“发明本心”，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，不必多讀书，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，去此心之蔽，就可以通晓事理，所以尊德性、养心神是最重要的，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功夫。要言之，朱熹强调“道问学”，即道德知识、理论与道德规范的建构与学习;陆九渊等强调“尊德性”，即主体的道德体验和道德直觉。前者“以智识心”，后者“以仁识心”。这场争论虽然陆氏兄弟占了上风，但两派各执一端，各有偏颇！
实际上，在《中庸》中，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是统一的。这种统一也就是“诚”与“明”的统一。《中庸》曰：“自诚明谓之性，自明诚谓之教。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。”即是说，由真诚达到明白一切道理，这是因为出于天性;由明白道理达到真诚，这是因为接受了教育、感化。真诚就是明白道理，明白道理就是真诚。可见，“诚”“明”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，二者不是对立的，而是互补互动的。所以，就道德智慧与道德认识而言，诚如郭齐勇先生所言：既有先天的本性禀赋，又有后天的学习、教育与实践，既有判断是非善恶的当下顿悟、理想直觉，又有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的过程，是一种道德的心理、素养和能力。
三、“智”的价值
（一）知其所止
梁启超在《儒家哲学是什么》一文中说：“儒家哲学范围广博，概括说起来，其用功所在，可以《论语》‘修己安人’一语括之。其学问最高目的，可以《庄子》‘内圣外王’一语括之。做修己的功夫，做到极处，就是内圣;做安人的功夫，做到极处，就是外王。至于条理次第，以《大学》上说得最简明。《大学》所谓‘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’，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;所谓‘齐家治国平天下’，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。”众所周知，《大学》提出的“八条目”中，前四条目即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”属于“内省”，后三条目即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属于外治，而“修身”则是连接“内省”和“外治”两方面的枢纽。正因如此，《大学》明确主张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。而“修身”的重要途径就是“格物致知”，或曰“致知在格物”。郑玄在《礼记正义》中曰：“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。”又曰：“知，如字，徐音智。”即是说，知是对于善恶吉凶的因果关系的认识，这正是人们常说的“智”。
在儒家看来，“格物而后知至”（《大学》），掌握了“知”（智）就能够“知止”，此即朱熹所言“物格知至，则知所止矣”（《大学章句》）。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”（《大学》）可见，这里的关键在于“知止”。那么，何谓“知止”？朱熹注曰：“止，居也，言物各有所当止之处也。”（《大学章句》）“知止”就是“言人当知所当止之处也”。实际上，《大学》中“为人君，止于仁;为人臣，止于敬;为人子，止于孝;为人父，止于慈;与国人交，止于信”的说法，可以视为对“知止”的最好解释。而“知止”的关键或说前提又在于“致知”或曰“知至”。这就清楚地表明，在儒家看来，“智”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让人“知其所止”（《大学》）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让人知道自己行为的边界，懂得什么事是可以做的，什么事是不可以做的，也像荀子所说的那样，要知“荣辱”，从而做到“行己有耻”，“知耻而后勇”。同样，这也表明了儒家所说的致知的“知”并不是对于自然、社会的客观规律的认识，而是认识或恢复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本性。这样，儒家所谓的“格物”“致知”就是教人防止个人情感、欲望的偏向，努力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。
（二）既仁且智，是谓成人
春秋时期的政治家、思想家管仲提出“既仁且智，是谓成人”（《管子·枢言》）的重要论断，已将仁智统一作为理想人格的一种标准，也彰明了“智”的价值之一在于“成人”。儒家所谓的“成人”，不是成为一般的世俗之人，而是成为超越世俗利害的理想化的人，即“圣人”“贤人”。而这种圣贤之人，一定是“仁且智”。所以，儒家特别强调仁智双彰。孔子说：“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;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知者动，仁者静。知者乐，仁者寿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。不仅如此，孔子也特别注重“仁智双修”，他说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……是吾忧也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;“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。孟子明确主张“仁”“智”是成为“圣人”的两个基本条件，他引用子贡的话称颂孔子是“仁且智”的圣人：“学不厌，智也;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圣矣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荀子也说，“仁知之极也，夫是之谓圣人”，“知而不仁，不可;仁而不知，不可;既知且仁，是人主之宝也”（《荀子·君道》）;他也称赞“孔子仁知且不蔽，故德与周公齐，名与三王并”（《荀子·解蔽》）。秦以后，儒家多以“仁且智”为理想人格的主要内容。董仲舒说：“仁而不智，则爱而不别也;智而不仁，则知而不为也。”（《春秋繁露》）因此，他强调“必仁且智”。《淮南子》称，“凡人之性，莫贵于仁，莫急于智。仁以为质，智以行之”，这也是将仁智并举。总之，儒家将“智”作为“成人”“成德”的重要条件。
（三）智者，德之帅也
在儒家道德的整体结构中，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这五大要素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。三国时魏国的刘劭认为：“夫仁者，德之基也。义者，德之节也。礼者，德之文也。信者，德之固也。智者，德之帅也。”（《人物志·八观》）意思是说，“智”具有统率道德的作用，处于很高的地位。“智”之所以是“德之帅”，在于“智出于明，明之于人，犹昼之待白日，夜之待烛火。其明益盛者，所见及远。及远之明，难”（《人物志·八观》）。正是由于“智”使人拥有远见明察的能力，因此对道德起到了统率的作用。实际上，有很多儒家学者持此观点，如南宋叶适就说“学明而后德显”（《答吴明辅书》），明末清初“三大儒”之一的王夫之也说，“多识而力行之，皆可据之以为德”（《张子正蒙注》）。
当然，说“智”是道德的统帅，并不会得到大家的一致的认同。众所周知，在中国文化史上，有一种与此说相反的观点，即“德者，才之帅也”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说：“夫聪察强毅之谓才，正直中和之谓德。才者，德之资也;德者，才之帅也。……德胜才谓之君子，才胜德谓之小人。……夫德者人之所严，而才者人之所爱。爱者易亲，严者易疏，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。……故为国为家者，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！”说“德者，才之帅也”，相当于说道德是知识或智的统帅，因为“才”“智”相当。所以，“德者，才之帅也”与“智者，德之帅也”刚好相反。
实际上，儒家讨论的“仁与智”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“徳与智”的关系以及“智”的作用和价值。因为“仁”“智”虽然是儒家道德之整体结构中的两个“德目”，但“仁”又往往被视为“全德”之名，即道德的代名词，所以“仁”与“智”的关系可以视为“德”与“智”关系的具体化或类比。
儒家关于“仁与智”的关系大体有两种观点。一是认为仁是智的前提和保障。孔子曰：“择不处仁，焉得知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，“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虽得之，必失之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。孟子云：“夫仁，天之尊爵也，人之安宅也。莫之御而不仁，是不智也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二是认为智是仁的前提。孔子曰：“未知，焉得仁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、“知（智）者利仁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。荀子曰：“心知道然后可道，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。”（《荀子·解蔽》）那么，“仁”“智”到底谁决定谁？依笔者之见，仁智关系当如荀子所言“知而不仁，不可;仁而不知，不可;既知且仁，是人主之宝也”，就是说，二者相辅相成、互为前提。“仁”在位阶上高于“智”，因为“仁”是“德”之基;而“智”在“仁”的形成上起决定作用，因为“未知，焉得仁”。所以，二者关系可概括为以仁统智、以智成仁。由此而观，“智者，德之帅也”，是就“智”在“道德”形成中的作用而言的。
结语
“智”或“知”作为人的一种才能、能力可以表现为多个方面，比如克敌制胜之智、理财致富之智、治国理政之智、为人处世之智、接人待物之智乃至自知之明、知人之智，但儒家主要将之作为一种美德来看待，集中于对人生在世如何成德成才以及完善自我，完成主體修养，以至于培铸更多仁智兼备的贤人君子。“智”像明烛一样指引人们明辨是非善恶，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。过去如此，将来亦如此！
[责任编辑：林凡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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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儒家“智”之意蕴
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曰“知、智义同”，“古智、知通用”。也就是说在古代，“智”和“知”意义基本相同，常常互相假借。“智”或“知”的基本意思是认识、知道、辨别，聪明、智慧，谋略、见识、知识，等等，核心意思是认识、明白，具体包括认识社会、认识自我、明辨是非、厘清善恶等方面。周德丰和李承福两位学者在《仁义礼智——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》一书中提出，中国古代“智”的概念可以用现今流行的“理性”一词加以解读、诠释。如以理性概念诠释，则中国古代哲人的理性可分为“知识理性”与“道德理性”两个方面。古圣先贤对于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视的，不过有的偏重于知识理性，有的偏重于道德理性，有的则兼而有之。但在笔者看来，中国传统的理性从总体上说是“道德理性”，因而中国传统文化才被称为“道德型文化”。儒家文化尤其是这样！也就是说，在儒家思想中，“智”首先被视为一种道德品质、道德规范，其含义主要是指对道德的认识，即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和道德知识的积累。
孔子常以“不惑”解释“智”，《论语》中有两处记载。《论语·子罕》载，子曰：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”在这里，“不惑”就是不迷惑、不疑惑。那么，“不惑”于什么？对此，我们当然可以各自为解，不必刻板以求。但联系《论语·为政》中所讲的“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”一语，可知孔子所谓的“不惑”主要是由于“知礼”“知命”，即知书达理懂人事，了悟人生的命运，进而懂得做人的道理以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，从而行事能够不迷惑。也如赵馥洁先生在《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》中所言：“‘不惑’指智者明达道义，知己知人，对于是非、善恶、厉害，能分析判断，并处事得宜，不为复杂事物所迷乱。”由此可知，孔子所谓的“智”，主要是道德认知或曰“道德理性”。
在儒家学派中，对“智”做出明确界定的是孟子。孟子认为“智”是人固有的善性之一，它和仁、义、礼共同构成人的善性。孟子曰：“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，“是非之心，智也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。所谓“是非之心”，即对是非的分辨识别意识，“智”就是对是非的辨识、判断。孟子又说：“仁之实，事亲是也;义之实，从兄是也;智之实，知斯二者弗去是也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意思是，智的主要内容是懂得仁义的道理而不违背它。由此看来，孟子所谓的“是非”主要指“仁”与“不仁”、“义”与“不义”，而他所谓的“智”就是对“仁”与“不仁”、“义”与“不义”的分辨、辨别和判断。通过分辨，达到守是去非、坚守仁义的目的。这样，孟子的“智”无疑也属于道德认知或曰“道德理性”，不包含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知。毋宁说，孟子首次明确肯定了“智”的道德价值地位。
荀子继承了孔孟的“智”的思想，也主张“是是非非谓之知（智）”（《荀子·修身》）、“知（智）者明于事，达于数”（《荀子·大略》）。但与孔孟不同的是，荀子所谓的“智”不仅仅是道德之知，还包括知识之知，比如他说：“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，知有所合谓之智。”（《荀子·正名》）意思是，人生而具有的认识事物的能力称为知觉，知觉和所认识的事物相符合称为智慧。正因为“智”并非仅指道德而言，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有智。“有圣人之知者，有士君子之知者，有小人之知者，有役夫之知者。”（《荀子·性恶》）但荀子在阐述圣人、士君子、小人、役夫各自智慧的特点时，显然具有明显的道德评判倾向，他说：“多言则文而类，终日议其所以，言之千举万变，其统类一也，是圣人之知也。少言则径而省，论而法，若佚之以绳，是士君子之知也。其言也谄，其行也悖，其举事多悔，是小人之知也。齐给便敏而无类，杂能旁魄而无用，析速粹孰而不急，不恤是非，不论曲直，以期胜人为意，是役夫之知也。”（《荀子·性恶》）实际上，荀子一直认为圣人、大儒的最重要的特征是“知通统类”，即通晓各类事物的基本法则，掌握各种知识的纲领原则。《荀子·儒效》载：“修修兮其用统类之行也，……如是，则可谓圣人矣”;“奇物怪变，所未尝闻也，所未尝见也，卒然起一方，则举统类而应之，……是大儒者也”;“志安公，行安修，知通统类，如是则可谓大儒矣”。而圣人、大儒能够“知通统类”，是就道德完美者所拥有的人生智慧而言，而不是从知识技能方面所作出的判断。质言之，荀子把“知通统类”视为理想人格的重要条件。
总而言之，儒家的“智”主要指道德知识而非自然知识，其所知之对象主要是“知命”“知道”“知人”“知世”“知礼”“知仁”“知义”等等，其目的在于形成道德判断。
二、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——“智德”形成的两种途径
如上所述，在儒家思想体系中，“智”主要是一个道德范畴，意即“智”主要是指道德认识、道德智慧、道德修养，故而我们称之为道德之智，简称“智德”。而关于道德的认识，在儒家那里主要有两种基本看法。一是认为道德知识是先验的，即与生俱来的，先天就有的。如孟子所谓的人天生就具有“四端”，将之“扩而充之”，就形成了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四种道德品格。所以，道德属于“不学而能”“不虑而知”的“良能”“良知”，它们本来就在人性之中，人们可以通过道德体验、道德直觉来认识和把握人的道德本性。二是认为道德知识是后天的，人们只有经过不断地学习、教育、训练，才会有道德知识，才会判断、明了、区分是非善恶，并正确待人处事，遵守社会规范，增进自己的德性等等。荀子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，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，认为道德认识不是先天固有的。道德规范、道德原则都是圣人总结治世经验之后制定的。人们之所以有道德，是后天学习和接受社会教化的结果。在他看来，人们的理智对道德判断与选择至关重要。简言之，儒家关于道德认识和道德智慧有两种类别，一种是先天的本性禀赋，一种是后天的学习、教育、实践。郭齐勇先生在《中国儒学之精神》一书中认为：“《中庸》整合了关于道德认识、道德智慧、道德修养的两种类别或途径，又结合价值目标，把道德之‘智’精辟概括为‘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’。”在笔者看来，郭齐勇先生的这种概括甚是精当，故本人借鉴这一观点，将道德之“智”的获取途径概括为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两类。
众所周知，对于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二者谁是获取“智”（道德之智）的可靠途径或方法，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争论，这就是著名的“鹅湖之会”。朱熹强调“格物致知”，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，致知就是推致其知，主张多读书，多观察事物，根据经验，加以分析、综合与归纳，然后得出结论。陆九渊兄弟则从“心即理”出发，认为“格物”就是体认本心，主张“发明本心”，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，不必多讀书，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，去此心之蔽，就可以通晓事理，所以尊德性、养心神是最重要的，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功夫。要言之，朱熹强调“道问学”，即道德知识、理论与道德规范的建构与学习;陆九渊等强调“尊德性”，即主体的道德体验和道德直觉。前者“以智识心”，后者“以仁识心”。这场争论虽然陆氏兄弟占了上风，但两派各执一端，各有偏颇！
实际上，在《中庸》中，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是统一的。这种统一也就是“诚”与“明”的统一。《中庸》曰：“自诚明谓之性，自明诚谓之教。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。”即是说，由真诚达到明白一切道理，这是因为出于天性;由明白道理达到真诚，这是因为接受了教育、感化。真诚就是明白道理，明白道理就是真诚。可见，“诚”“明”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，二者不是对立的，而是互补互动的。所以，就道德智慧与道德认识而言，诚如郭齐勇先生所言：既有先天的本性禀赋，又有后天的学习、教育与实践，既有判断是非善恶的当下顿悟、理想直觉，又有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的过程，是一种道德的心理、素养和能力。
三、“智”的价值
（一）知其所止
梁启超在《儒家哲学是什么》一文中说：“儒家哲学范围广博，概括说起来，其用功所在，可以《论语》‘修己安人’一语括之。其学问最高目的，可以《庄子》‘内圣外王’一语括之。做修己的功夫，做到极处，就是内圣;做安人的功夫，做到极处，就是外王。至于条理次第，以《大学》上说得最简明。《大学》所谓‘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’，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;所谓‘齐家治国平天下’，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。”众所周知，《大学》提出的“八条目”中，前四条目即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”属于“内省”，后三条目即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属于外治，而“修身”则是连接“内省”和“外治”两方面的枢纽。正因如此，《大学》明确主张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。而“修身”的重要途径就是“格物致知”，或曰“致知在格物”。郑玄在《礼记正义》中曰：“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。”又曰：“知，如字，徐音智。”即是说，知是对于善恶吉凶的因果关系的认识，这正是人们常说的“智”。
在儒家看来，“格物而后知至”（《大学》），掌握了“知”（智）就能够“知止”，此即朱熹所言“物格知至，则知所止矣”（《大学章句》）。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”（《大学》）可见，这里的关键在于“知止”。那么，何谓“知止”？朱熹注曰：“止，居也，言物各有所当止之处也。”（《大学章句》）“知止”就是“言人当知所当止之处也”。实际上，《大学》中“为人君，止于仁;为人臣，止于敬;为人子，止于孝;为人父，止于慈;与国人交，止于信”的说法，可以视为对“知止”的最好解释。而“知止”的关键或说前提又在于“致知”或曰“知至”。这就清楚地表明，在儒家看来，“智”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让人“知其所止”（《大学》）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让人知道自己行为的边界，懂得什么事是可以做的，什么事是不可以做的，也像荀子所说的那样，要知“荣辱”，从而做到“行己有耻”，“知耻而后勇”。同样，这也表明了儒家所说的致知的“知”并不是对于自然、社会的客观规律的认识，而是认识或恢复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本性。这样，儒家所谓的“格物”“致知”就是教人防止个人情感、欲望的偏向，努力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。
（二）既仁且智，是谓成人
春秋时期的政治家、思想家管仲提出“既仁且智，是谓成人”（《管子·枢言》）的重要论断，已将仁智统一作为理想人格的一种标准，也彰明了“智”的价值之一在于“成人”。儒家所谓的“成人”，不是成为一般的世俗之人，而是成为超越世俗利害的理想化的人，即“圣人”“贤人”。而这种圣贤之人，一定是“仁且智”。所以，儒家特别强调仁智双彰。孔子说：“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;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知者动，仁者静。知者乐，仁者寿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。不仅如此，孔子也特别注重“仁智双修”，他说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……是吾忧也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;“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。孟子明确主张“仁”“智”是成为“圣人”的两个基本条件，他引用子贡的话称颂孔子是“仁且智”的圣人：“学不厌，智也;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圣矣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荀子也说，“仁知之极也，夫是之谓圣人”，“知而不仁，不可;仁而不知，不可;既知且仁，是人主之宝也”（《荀子·君道》）;他也称赞“孔子仁知且不蔽，故德与周公齐，名与三王并”（《荀子·解蔽》）。秦以后，儒家多以“仁且智”为理想人格的主要内容。董仲舒说：“仁而不智，则爱而不别也;智而不仁，则知而不为也。”（《春秋繁露》）因此，他强调“必仁且智”。《淮南子》称，“凡人之性，莫贵于仁，莫急于智。仁以为质，智以行之”，这也是将仁智并举。总之，儒家将“智”作为“成人”“成德”的重要条件。
（三）智者，德之帅也
在儒家道德的整体结构中，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这五大要素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。三国时魏国的刘劭认为：“夫仁者，德之基也。义者，德之节也。礼者，德之文也。信者，德之固也。智者，德之帅也。”（《人物志·八观》）意思是说，“智”具有统率道德的作用，处于很高的地位。“智”之所以是“德之帅”，在于“智出于明，明之于人，犹昼之待白日，夜之待烛火。其明益盛者，所见及远。及远之明，难”（《人物志·八观》）。正是由于“智”使人拥有远见明察的能力，因此对道德起到了统率的作用。实际上，有很多儒家学者持此观点，如南宋叶适就说“学明而后德显”（《答吴明辅书》），明末清初“三大儒”之一的王夫之也说，“多识而力行之，皆可据之以为德”（《张子正蒙注》）。
当然，说“智”是道德的统帅，并不会得到大家的一致的认同。众所周知，在中国文化史上，有一种与此说相反的观点，即“德者，才之帅也”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说：“夫聪察强毅之谓才，正直中和之谓德。才者，德之资也;德者，才之帅也。……德胜才谓之君子，才胜德谓之小人。……夫德者人之所严，而才者人之所爱。爱者易亲，严者易疏，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。……故为国为家者，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！”说“德者，才之帅也”，相当于说道德是知识或智的统帅，因为“才”“智”相当。所以，“德者，才之帅也”与“智者，德之帅也”刚好相反。
实际上，儒家讨论的“仁与智”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“徳与智”的关系以及“智”的作用和价值。因为“仁”“智”虽然是儒家道德之整体结构中的两个“德目”，但“仁”又往往被视为“全德”之名，即道德的代名词，所以“仁”与“智”的关系可以视为“德”与“智”关系的具体化或类比。
儒家关于“仁与智”的关系大体有两种观点。一是认为仁是智的前提和保障。孔子曰：“择不处仁，焉得知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，“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虽得之，必失之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。孟子云：“夫仁，天之尊爵也，人之安宅也。莫之御而不仁，是不智也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二是认为智是仁的前提。孔子曰：“未知，焉得仁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、“知（智）者利仁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。荀子曰：“心知道然后可道，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。”（《荀子·解蔽》）那么，“仁”“智”到底谁决定谁？依笔者之见，仁智关系当如荀子所言“知而不仁，不可;仁而不知，不可;既知且仁，是人主之宝也”，就是说，二者相辅相成、互为前提。“仁”在位阶上高于“智”，因为“仁”是“德”之基;而“智”在“仁”的形成上起决定作用，因为“未知，焉得仁”。所以，二者关系可概括为以仁统智、以智成仁。由此而观，“智者，德之帅也”，是就“智”在“道德”形成中的作用而言的。
结语
“智”或“知”作为人的一种才能、能力可以表现为多个方面，比如克敌制胜之智、理财致富之智、治国理政之智、为人处世之智、接人待物之智乃至自知之明、知人之智，但儒家主要将之作为一种美德来看待，集中于对人生在世如何成德成才以及完善自我，完成主體修养，以至于培铸更多仁智兼备的贤人君子。“智”像明烛一样指引人们明辨是非善恶，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。过去如此，将来亦如此！
[责任编辑：林凡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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